作為中國礦產勘查行業(yè)“走出去”的探路者，劉益康的身上聚集著多個“第一”：第一個公派出國進修礦產勘查管理的地質學家；第一個把世界頂級礦業(yè)公司的勘探運作模式介紹進中國；第一個在國內提出探礦權的商業(yè)運作；第一個在PDAC上講演介紹中國的礦產勘查；第一個建立了首家中國內地中外合資勘探企業(yè)……

　　從1984年出國，劉益康從事礦產勘查引進來和走出去，已經有34個年頭了。

　　走近劉益康，是2018年8月初的一個早晨，他從西伯利亞回國后的第二天。陽光灑進他的書房，圍墻一圈的大書柜中，碼滿了地質專業(yè)類、科學類、文學類書籍。墻上，一張世界地圖上滿是紅色的圈圈點點，標出了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，他在世界各國從事勘查活動和旅行的足跡。

　　走出國門，帶回新思路

　　“我第一次出國是在1984年，帶著首次踏出國門的新鮮和好奇，去希臘一家鐵合金公司，考察鉻鐵礦勘查。”劉益康回憶，“1986年，受中國人才國際交流中心選派，到全球最大的礦業(yè)公司，必和必拓公司的前身，BHP公司下屬的勘探公司進修礦產勘查管理。半年的時間，從地質物化探、鉆探到礦權維護、商務運營、公司管理，進行了系統(tǒng)學習。出席勘查商業(yè)會展，結識各界人士。這次進修，改變了我下半生的業(yè)務軌跡。”

　　從澳大利亞回國后，劉益康寫了一份報告，將必和必拓勘探公司探礦權的商業(yè)運作，詳細介紹到國內，成為中國提出探礦權商業(yè)運作的第一人。那時中國地勘行業(yè)，正在熱議“三化”，而對地質工作商業(yè)化的理解，并未從國際上商業(yè)性礦產勘查實踐中汲取，而是從概念出發(fā)，作出了各種設計，有的說是賣地質報告，有的說是賣儲量，有的說是承包勘探……劉益康獨辟蹊徑提出了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”，沒有探礦權這個載體，就不會有人投資礦產勘查。這引起了原地礦部的高度重視，時任副部長張宏仁，邀請劉益康從成都來北京，專門為部機關干部進行詳細解讀。解讀引起了強烈反響，之后，地礦部又在報告上加了按語，兩次翻印，作為地質勘查管理和境外勘查的培訓教材,并印發(fā)到全國各地勘局。探礦權商業(yè)運作的提出，顛覆了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思維模式，也正是這份頗有含金量的報告，1990年，劉益康從四川調到了北京。

　　中國勘查的“引進來”“走出去”

　　在中國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資勘查企業(yè)，是劉益康從澳大利亞學成歸來后的第一個大手筆，為國內企業(yè)與國際大型礦業(yè)公司合作起到了示范引領作用。在固體礦產資源領域，引進外資合資勘查，是地勘領域對外開放的“吃螃蟹”之舉。

　　1988年，BHP公司正式提出與中國開展合資勘查。當時，四川省省長張皓若將訪問澳大利亞，要求提交與澳大利亞的合作項目，西南冶金地質勘查局提交的礦產勘查項目，排在23個項目的最后。而到四川省與澳方洽談時，澳方將其調為第一個，省長覺得此事非同小可，對劉益康的項目給予了高度重視。其后的推進，仍異常艱難，國家各部委在討論這個項目時，各執(zhí)一詞，莫衷一是。有擔心泄露國家機密的，有反對在礦產勘探領域中外合資的，有擔心合資吃虧的……中方無任何先例，無任何經驗，真可謂好事多磨，談判歷時近四年，劉益康三進中南海。最終，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勘探公司——西南冶金地質勘查局和澳大利亞BHP公司合作的康滇公司得以問世，在涼山142平方公里的合資區(qū)域內開展勘查。這是我國第一個以探礦權出資，國外公司出資金設備的勘查項目，找到一處鉛鋅礦。而對于中國企業(yè)來說，更大的收獲卻是培養(yǎng)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地勘技術和管理的人才。

　　劉益康為中國礦產勘查走向世界做出的又一個重大成績，是第一個向國內介紹了全球最大的勘探開發(fā)會議——加拿大勘探與開發(fā)者協(xié)會年會（PDAC）。1995年，他作為“一人代表團”，參加了加拿大勘探與開發(fā)者協(xié)會年會，作了大會講演，介紹了中國的礦產勘查概況。1997年，劉益康又陪同張宏仁參加了PDAC大會。此后的20年里，共參加了12屆，且多次在會上講演，成為會議的中國老面孔，為中國地勘業(yè)走向國際市場鼓與呼，被公認為我國礦產勘查國際合作的“先驅和泰斗”。

　　通過參加PDAC會議，劉益康了解到，主宰國際勘查市場的并不是那些大型礦業(yè)公司，而是數以幾千計的小型初級勘查公司。初級勘查公司具有精干的組織機構、靈活快速的運作、多樣化的籌資方式，具有冒險精神的商業(yè)礦產勘查文化，適應找礦難度加大、找礦富于探索性等特點。他把初級勘查公司概念引進了國內，大力宣講。并最早與加拿大、美國的初級勘查公司，在國內建立了幾個風險勘探合資企業(yè)，如華佳公司、安那美公司等。

　　2002年，劉益康退休之后，將注意力轉向推動國內企業(yè)和地勘單位的礦產勘查走出去，為他們做境外礦產勘查的技術和商務咨詢，參與盡職調查和合同談判。

　　面對我國境外礦產勘查項目成功率低的現實，也為了將國際礦產勘查的理念及運作方法，向國內普及，2007年，劉益康出版了《神眼之光——商業(yè)性礦產勘查》一書。他說：“我想把20年游弋于國內外商業(yè)性礦產勘查市場的所見與所聞、心得與尷尬，‘過五關斬六將’與‘敗走麥城’的經歷與國內勘查地質學家、礦產勘查投資人、勘查管理者的同仁們分享，起到一些商業(yè)性礦產勘查運作指南的作用”。這書成為礦產勘查暢銷書，刊印后很快售罄。

　　作為《神眼之光》的姊妹篇，劉益康撰寫的《尋寶秘笈》，被稱作海外礦產勘查開發(fā)的實用指南。他還在《中國國土資源報》（現為《中國自然資源報》）《中國礦業(yè)報》《中國有色金屬報》《中國黃金報》等報刊上，發(fā)表60多篇文章，同時在一些專業(yè)雜志上發(fā)表20多篇論文，論述境外礦產勘查有關問題，推廣“走出去引進來”的經驗。撰寫專欄，刊發(fā)600多期，50萬字，實時披露了海外找礦信息和動態(tài)，不僅涉獵非洲、美洲、亞洲，對一些國內關注較少的地區(qū)，如歐洲、北極地區(qū)的礦產勘查，也做了介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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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中國礦產勘查開發(fā)走向出去，劉益康常有獨到的見解。例如，國內一家企業(yè)，在加拿大勘查鉀鹽，專家齊聚釣魚臺評審，大家認為，該項目探獲的沉積巖中鉀石鹽量，相當于中國50年鉀鹽勘查成果總和，而且是富礦，前景可觀，必須加大勘查開發(fā)力度。劉益康在進行現場調查后，卻琵琶反彈，他認為該項目存在三大問題：一是該地區(qū)的鉀肥產能已經過剩，該項目不具備成本競爭地位；二是由于埋深大和塌陷區(qū)的存在，鉀鹽的開采和環(huán)保存在很多風險和問題；三是鉀鹽是大宗礦產，加拿大太平洋鐵路，缺乏鐵路運輸的預留空間。到2018年，時間過去了近十年時間，該鉀鹽項目至今無人接盤。

　　海外勘查的經驗與忠告

　　劉益康認為，境外礦產勘查的經驗與教訓，是一筆寶貴財富。將其歸納總結，對引導國內勘查理念的轉型和境外勘查的再次崛起，大有裨益。

　　就海外勘查失利的原因，劉益康歸納為三種情況：一是找礦的技術風險，預想與勘查結果不合。二是大量不加分析地使用國內一般工業(yè)指標，到境外圈定的“礦體”，無法推進可行性研究，導致失敗。三是找到了經濟礦床，其礦產品生產成本、礦山資本投入指標，也很有競爭力，但因環(huán)保、社區(qū)、法律、政治因素，或不可開發(fā)，或權益丟失。

　　境外礦產勘查怎樣才算成功呢？劉益康提出應考慮四個方面：首先，能用找礦的設想和探礦權，打動風險勘查投資者，并籌集到勘查資金。其次，探獲了CRISCO體系承認的資源量/儲量，從而獲得了在境內外進一步籌融資，商業(yè)并購的通行證。第三，通過出售轉讓勘查成果的權益，使礦產勘查投資者及時獲得回報，而不是在最終礦山投產之后。第四，探獲了生產成本、資本投入，均具有競爭力的礦床。

　　現在劉益康常去國外勘查現場，為國內礦產勘查開發(fā)走出去作咨詢。同時，他還為各省各行業(yè)的地勘局、大專院校、礦業(yè)企業(yè)、金融機構，做過近百場專題講座，把境外礦產勘查的理念、融資、標準、運作，結合幾十年經歷過的經典案例，做了通俗生動培訓，讓業(yè)內分享他的成敗經驗，提供礦產勘查走出去的實用指南。這是他最樂于做的工作。

　　回顧多年來境外礦產勘查的歷程，劉益康說，礦產勘查業(yè)是有周期性的，近來，境外礦產勘查已經出現了一些回暖的苗頭。我國的礦產勘查業(yè)，必須堅持對外開放，堅持境外礦產勘查的方向，融入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。如今，劉益康已經為境外礦產勘查業(yè)務，去了40個國家。在今年中國國際礦業(yè)大會上，他作了《礦產勘查投資熱點：西非綠巖型金礦帶》的講演，這是他連續(xù)12年在這個大會上講演。在講演結束時，劉益康說“1988年，第一次到非洲，去馬達加斯加找金；2018年，去西非科特迪瓦考察金礦勘查。30年來，一直不斷的非洲找礦之行，11個非洲國家，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難、艱苦和危險。我已76歲，尚可前往，在座對非洲勘查有志向的同仁，也一定沒有問題”。這就是劉益康的心愿，讓中國的礦產勘查走向世界。